一种生活高在云端：与洛克菲勒的曾孙女喝下午茶;受白先勇之邀，和林青霞一起听昆曲;白天在大到可以打乒乓球的阳台上读书;晚上看烟花在温哥华海港绽放;他的事业得到李兆基和克林顿的支持，他的大头照片挂在法国国家巴黎银行总部大堂的墙上。

　　一种显得过于接地气：带着脸蛋通红的孩子，在满是砂砾的农家院里转着圈跳舞;坐在脱了漆的桌边，操着有香港口音的河南话与老大娘聊天;跟着孩子走过枯草满地的乡村土路，也和志愿者吃塑料袋装着的熟食，用一次性杯子喝饮料。

　　1998年，曾任华尔街一家投行副总裁的杜聪在家乡香港成立了智行基金会，资助了河南、安徽、云南等10个省的2万多名“艾滋遗孤”读书。为此，他获得有“亚洲诺贝尔奖”之称的拉蒙·麦格赛赛奖。

　　前不久的一次周末，在一场与合作伙伴的“高大上”见面会后，杜聪与5个前来帮忙的在京受助大学生吃晚饭。卸下笔挺西装和头顶的光环，这个头发稀疏、身材矮胖的中年人挽起袖子，不由分说地把盘底的菜摊派到每个孩子碗里，要求“光盘行动”。合影时，他喊出惯用口号“杜聪肥不肥?”大家咧嘴笑道：“肥!”

　　乐于自嘲的杜聪曾是华尔街的青年才俊。先后从哥伦比亚大学、哈佛大学毕业后，这位自幼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的天才少年如愿进入投行工作，29岁便成为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。直到21年前，调职香港，他因项目原因赴内地农村考察，从此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。

　　在河南农村，他一连走访了好几个村子，有的村子几乎家家都有艾滋病病人。“我从未遇到一个小小的地方竟有这样大的苦难。一户人家老中青三代受到‘贫困’、‘病’、‘歧视’的三重打击。”杜聪回忆当时的情景说。

　　上世纪末，河南一些农村遭遇了一场后来被称为“血祸”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潮。一些贫困农民卖血补贴家用，很多血站非法经营，共用针头，甚至在提取血浆后，把被污染过的血液注回卖血者体内，导致许多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。

　　一位父母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大学生告诉杜聪，小时候，经常见到爸妈和同村人一起进城“献血”。另一位受智行资助的学生忆起儿时说，妈妈每次进城都带个面包回来，自己享受之余高兴地和小朋友攀比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妈妈卖血后给的营养品。

　　做过志愿者的杜聪对艾滋病并不陌生。上世纪80年代，杜聪刚移民到美国，那时还没有HIV和AIDS两个名称，只知道很多人死于同一种怪病。与他亲近的中学老师因此丧命，患病的学生也被家长联名赶出学校。

　　令杜聪惊讶的是，时隔十多年，即便是艾滋病多发的河南村庄，依然有很多人没听说过这种病。他担心美国当年的悲剧再次出现，回到香港后毫不犹豫地成立了智行基金会。后来干脆不顾家人反对，辞掉了年薪百万的投行工作，全职做公益活动。

　　当时，艾滋病仍被视为禁区，杜聪不得不像“打游击”一样去农家走访，运用私人关系低调筹资。

　　从2002年起，智行资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上学，人数从第一学期的127个，很快增加到近400个。他从不预定名额，每到一个村，凡是符合资助条件的家庭，每家都帮，防止家长为了争夺资助名额带孩子“扮惨”。

　　杜聪要求工作人员，家访时不能直接给钱，带人参观基金会为帮扶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开办的环保袋工厂时，也严格要求来人不能当时掏钱购买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慈善绝非施舍，“不要剥夺他们的尊严”。 从没为钱发过愁的杜聪开始做噩梦，梦见自己筹不到钱了，不得不跟孩子说“明天起，你们又没有学上了”。